刘宗正: 《脱中国论》
刘宗正
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代表日本保守思想与保皇立场的思想启蒙家福泽渝吉，曾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
所谓的《脱亚论》，即是要脱离亚洲的意思，即是《脱亚入欧》之论。他认为东亚近邻的中国与朝鲜，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不求改革之途；日本应该“谢绝这些亚洲东方的恶友”，并且“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福泽渝吉在他的《外交论》中，提到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是由实力决定的；他用“禽兽相接，互欲吞噬”的概念，来形容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人，被人吞食者是文明落后之国；他主张“我日本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所谓的良饵，就是指日本邻邦的中国与朝鲜。
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具有明显反汉人文明的特质，例如，反对儒家守旧的思想，但是并不 “反汉人忠君与拥护专制的思想”；《脱亚论》，并没有使日本的奴隶文明，变成人的文明，而是变成兽的文明；他的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理念，最后造 成了日本二战时自我毁灭的结果。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部分的思想家，都缺乏爱人与人权思想，也缺乏基督教的道德观；他们的富强之道，在于准备未来侵略他国，并不是在于帮助其他民 族的文明建设与进步；他们大都属于保皇派（即保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进化论、种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者。即使是信奉基督教的内村鉴三，也无法摆脱种族主义 与爱国主义的局限性；内村鉴三的基督教信仰，并不能够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是令人很遗憾的事。
我所主张的《脱中国论》，与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其根本理念与精神，并不相同；《脱中国论》，是源于基督教的道德思想，是为了建立东亚大陆“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的主张。
东亚大陆上，有两只可怕的兽，这两只兽，正在荼毒东亚大陆的人民。这两只兽，都是五毒神教的化身；一只是本土的五毒神教化身，另一只是外来的五毒神教化身，这两只兽的毒性，非常强，必须以基督教的绝对道德力量，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所谓本土的五毒神教，就是大汉沙文主义的意识，它是汉人无神论与道德相对主义的综合产物，其中包括五种毒性，即汉人中心主义（汉人排外意识）、汉人有权统治异族、汉人大一统意识、汉人专制与中央集权、汉人绝对忠于统治者等思想。
所谓外来的五毒神教，就是共产主义，它是西方人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与道德相对主义的综合产物，其中也包括五种毒性，即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等思想。
这两只兽，都是阻止东亚大陆人民，建立人的文明与道德的障碍。本土兽，是使人变成奴隶的原因；外来兽，是使奴隶变成兽的根源，这两只兽，使东亚大陆的人民，由人变成奴隶，再由奴隶变成兽。
以我个人来说，我在汉人《四书》与《五经》的教育下，曾经是“中国”、“中华”与“中华民族”等概念坚定的信奉者；我也曾经是“重建中国”、“复 兴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意识热烈的鼓吹者。我承认，自己也曾经是一个长期陶醉在，大汉沙文主义下的文化奴隶与兽；但是我下决心，不再陶醉在 过去奴隶与兽的梦幻里，我应该勇敢地做一个人，并应该把人的话大声说出来！
自从我在2004年11月看了《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电影之后，我的心灵受到了冲击，我从一个无神论者，逐渐走向有神论的坚定信仰者；于是我开始阅读《圣经》的《福音书》与《罗马书》等，我惊 讶地发现，为什么东亚大陆一百多年来的知识分子，从没有认真地认识与讨论过《福音书》与《罗马书》？他们竟然不知道，《福音书》与《罗马书》，才是能够真 正拯救东亚大陆“人的文明与道德”的良药！
我突然发现四十多年来的生命，一直生活在汉人虚拟的意识与黑暗世界之中，是基督教的道德理念，使我微微睁开了慧眼（虽然我现在还不太聪明），使我 能够如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样，认清什么是妖魔的化身。我曾经一度视为神圣的概念，例如，“中国”、“中华”与“中华民族”等，它们竟然是文化妖魔的 化身，它们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病毒附体，是阻碍东亚大陆民主文明与吞食东亚大陆人民道德的毒物。
我在儒家《四书》与《五经》之中，发现了古代统治者，为所有被统治者，所巧妙设计的密码；这些密码，就是构建整个东亚大陆奴隶文明的铁钉与栋梁，如果不将这些密码解开，不将这些铁钉与栋梁拆除，那么东亚大陆，永远不可能建立真正人的文明与道德。
那么什么是这些害人的密码？那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之道，它是统治者摧毁人民“有神论”、“绝对的道德”、“绝对的正义”、“绝对的良心”、 “理性的思考”、“独立的思考”、“逻辑推理的能力”、“多元文化的价值”、“人的形上思考能力”、“人的正常判断力”、“人的正常道德意识”、“人的正 常社会关系”等思想的利器；统治者为了发展“愚民政策”与建立人民“绝对的忠君思想”，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将这些文化密码，镶嵌在人民的教育之中，用来消 灭上述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这些害人的铁钉与栋梁？那就是“绝对的忠君思想”与“大汉沙文主义”，例如，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华夷之辨”、“汉人用 虫鱼鸟兽称呼异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董仲舒的汉人大一统论”（源于《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汉人为礼仪之邦”、“汉 人有权教化异族”（指汉人有权摧毁异族文明）、“汉人有权开疆辟土”（指汉人有权侵略、统治与压迫异族）、“汉人有权诛杀刁民或剿灭异族”（指汉人有权屠 杀不服从命令的人民与异族）、“天下分久必合”（大一统的意识）、“祖国的领土，不可分裂”（属于历史契约论）、“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誓死效忠 领袖”、“忠党爱国”（先爱党再爱国，爱党等于爱国）等。
20世纪初期的东亚大陆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这个三纲五常的问题，也曾经严厉地批评过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东亚大陆，后来依然会走向类似过去的专 制文明？因为他们没有彻底拔除上述那些害人的铁钉与栋梁，因此功亏一篑，最后都被大汉沙文主义所吞噬，成为大汉沙文主义下的工具与牺牲品。
在上述“绝对的忠君思想”与“大汉沙文主义”思想下，东亚大陆的人民，一边陶醉在大汉帝国的醉梦之中，一边享受成为汉人奴隶的光荣；不仅如此，这 些自命为汉人的人，不仅不敢站起来反抗奴隶的命运，而且长期地容忍与任由统治者，对异族的各种侵略与奴役行为。从这点而论，东亚大陆的人民，不仅是可耻的 奴隶，而且是丧尽天良的兽！
我所主张的《脱中国论》，实际上就是“脱离汉人的专制文明”与“接受基督化”的思想，就是“脱离奴隶与兽的文化”与“接受基督教所推动的民主文化” 的思想，就是“脱离奴隶与兽的道德思想”与“接受基督教的道德理念”的思想。
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所有的汉人文明，而是反对汉人的专制与大一统文明；并不是否定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文明，而是反对佛教与伊斯兰教，长期容忍专制 的态度；并不是否定佛教与伊斯兰教的道德文明，而是反对佛教与伊斯兰教，长期不敢主动站起来，对抗专制与社会不公不义的态度；并不是无条件赞同所有基督徒 的观点与做法，而是强调《圣经》所体现出来的绝对道德思想。
我所主张的《脱中国论》，有助于东亚各地区的人民，重新恢复对自己的认知，重新肯定自己的独特文化，重新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重新让人认识自己对 土地与人民的责任；人绝对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或物件，例如，所谓的国家、民族、祖国、历史光荣或历史契约论；人也绝对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附属，例 如，所谓的中原文化的边陲文化、边疆文化、附属文化等。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存在的目的，都是他自己文化的中心主体，都是他对自己生长土地的守护神，都是 他自己同乡人民的保卫者；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土地与人民，担负起神圣的保卫工作与道德责任，这就是《脱中国论》，所阐释的人的个体存在意义、人的精 神、人的道德、人的责任等的理念。
例如，汉人无权称维吾尔人的居住地为新疆，汉人无权称藏人的居住地为西藏，汉人无权称蒙古人的居住地为内蒙等；汉人也无权用历史契约论，来强迫各 地的人民，接受其统治，例如，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台湾人、满洲人、宁夏回族、青海人、壮族、滇人、粤人、湘人、川人、鲁人、赣人、福建人等。基于人 民有选择的权利，东亚大陆各地区的人民，都有权选择“独立建国”或与“其它地区合并为国家”，这是人民选择的权利，谁也不可以剥夺它！
大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真正可怕敌人，并不是那些反共的民主人士与人民，并不是那些法轮功支持者与高倡恢复盛唐文明的人，并不是那些高喊重建中 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光荣的人，并不是那些主张“推翻中共，重建新中国”的人，并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虔诚的佛教或伊斯兰教信徒，而是基督徒。
为什么是基督徒呢？因为基督教是一种绝对反专制的宗教，它主张在地球上，建立人的政治与道德的国家（如“天国”、“神之城”、“传播福音”等）； 它怎么可能容许人类任何的专制、法西斯统治、极权政治、帝国主义或任何形态的邪恶政治？它怎么可能容许盲目的爱国主义与狂热的种族主义？它怎么可能容许大 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那些能够容忍专制、法西斯统治、极权政治、帝国主义、邪恶政治、盲目的爱国主义、狂热的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督 徒，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东亚大陆，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化运动，有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文化改革的观点，例如，“中国文化本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 等。这些改革的思想，事实上大都是建立在汉人无神论的基础上，前者蔽于汉人的中心思想与排外意识，后二者蔽于西方进化论与汉人富国强兵的狭隘思想，这些都 是危害东亚大陆人民的文化主张，应该被抛弃。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文化改革主张？什么才是正确的拯救东亚人民命运思想？我以为，唯有基督教的道德思想，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是建立在有神论与 绝对道德思想的理念，唯有这种理念，才能够对抗东亚大陆上述两只兽的危害；那些想用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对抗汉人的专制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极权政治，最 终都会走向失败的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东亚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人一直受到无神论与唯物论的危害；这些危害，导致西方产生了帝国主义与侵略弱小国家的行为、希特勒种族屠杀、墨索 里尼的法西斯运动、斯大林的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兴起、无神论的科学主义、无神论的进化论、功利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自私自利主义、虚无主 义、无神论的生命哲学、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自由主义、无神论的逻辑实证主义、无神论的语言分析哲学、无神论的结构主义、无神论的后现代主义、无神 论的犬儒主义、左派思想等。这些都是极端危害人类文明的思想，也是导致21世纪人类文明浩劫、生态浩劫与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
东亚大陆，在全盘西化的盲目思潮之下，竟然走向全盘“西方无神论”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可怕的文化误区；这个文化的误区，导致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一党 专制的兴起，也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与8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东亚大陆人民，不能够警觉到，用基督教的有神论思想，来对抗西方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思潮，那么 东亚大陆，也会如同西方无神论与左派的思潮一样，最终走向自我灭亡的命运。
美丽的谎言，总是令人振奋；美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总是令人亢奋；美丽的大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天堂思想，总是令人遐想！但是，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事实？很少人敢去过问，这就好像外科医生一样，当他要切除病人身上的毒瘤与癌细胞时，总是会令病人感到痛苦的。
东亚大陆的人民，病了两千多年，现在需要的是切除毒瘤与癌细胞的手术，而不是继续吃美丽谎言与神话的摇头丸！提出这样观点的人，一定会受到所谓的 汉人围剿，但是如果不提出来与勇敢面对它，那么东亚大陆的人民，又将在后共产时代，走1911年民国革命与1949年共产党建国的覆辙；这两种历史革命， 基本上都是受汉人沙文主义病毒影响的政治活动。
东亚大陆的文明，一直缺乏“人的文明与道德”之文化基因，即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人的文明与道德”之文化基因，也早已被专制的统治者，消灭于无形 之中；现在剩下来的所谓汉人文明，只不过是“奴隶的文明”、“奴隶的道德”、“兽的文明”与“兽的道德”等文化的综合体，难道东亚大陆的人民，不能够彻底 警觉到，这种人文明与人性的浩劫？
东亚大陆的文明，由于受到汉人专制思想的污染，因此一直无法了解人的真正内涵。那么什么才是人存在的真正内涵？人存在的真正内涵，是体现在人的绝对道德信仰上，一个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放弃对绝对道德的坚持，即使是面对死亡，也不例外。
人对人性善恶的认知，必须符合人的道德思想，例如，所有的善人、恶人、小人、圣人、犯错的人、犯罪的人、残疾的人、社会弱势的人、杀人者等，都是 平等的，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接受神的道德恩赐与救赎，例如，给予每一个人有平等改过向善的机会，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权利；《圣经》说，“他叫日头照好 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谓人的道德，就是如何帮助人认识自己人性的善与恶，并且透过这个人性的认知，建立人类道德责任的意识。好人应该帮助恶人，离恶向善；正义的人应该帮助犯罪的人，离罪向义，即使面对各种邪恶的势力、谎言与暴力，即使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也不可以放弃这个道德的责任。
人应该背起十字架；人应该承担人道的责任；人应该主动走进世界最黑暗的地方，对抗黑暗的势力；人应该主动走进世界最邪恶的地方，对抗不公不义，即 使必须牺牲生命，也不可以拒绝；人在权力的面前，必须表现出谦卑的态度，人在人民的面前，必须表现公仆的形象；没有宗教道德信仰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人。上述这些人存在的真正内涵等思想，都是汉人统治者所建立的专制哲学与文明，所欠缺的文化理念。
在东亚大陆上，任何一个批评大汉沙文主义，任何一个批判大一统意识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摆脱奴隶人格与思想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都会被冠上汉奸的名字，我也不例外。但是，被称为汉奸的人，并不等于卖国的人；被称为汉奸的人，并不等于害人的人；被称为汉奸的人，并不等于不明白事理的 人；被称为汉奸的人，并不等于奴隶与兽，这点恐怕是那些自认为汉人的人，所不明白的道理！
我曾经提出，中国不存在、中国人不存在、中华不存在、中华民族不存在等观点。我以为，这些所谓的中国、中国人、中华与中华民族，都是东亚汉人的统 治者，在汉人大一统意识之下，依照某种政治目的与个人野心，所发明或延用的概念；这些代表国家与民族神话的概念，就像吃人的紧箍咒一样，永远套在东亚大陆 人民的脑袋上，使东亚大陆的人民，永远成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工具与奴隶，这就是我反对这些概念的原因。
只要东亚大陆的人民，能够揭开国王的新衣、活在真实之中、真心地爱自己的土地与人民、愿意信仰绝对的道德、愿意接受有神论的思想、愿意信仰基督教 的道德、愿意建立地方自治、愿意实行民主宪政，那么东亚大陆的人民，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才有可能建立人的文明与道德。
所谓的国家，只不过是保护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工具；所谓的政治，只不过是保障人民权利与道德的工具；所谓的政府，只不过是保护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权 利的工具；所谓的政治家，只不过是保护人民各种合理权利的工具。这些工具，如果达不到上述的功能，那么就应该将它们视为破鞋，丢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东亚大陆，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化，一直都是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主要在于“大汉沙文主义的阻挠”；大汉沙文主义中的大一统意识、中央集权与专制思 想，一直是阻碍东亚大陆人民实行民主的障碍物；大汉沙文主义中的大一统意识、中央集权与专制思想，也是接引共产主义进入中国的接生婆。
这些障碍物，使东亚大陆的人民，无法接受美国《五月花号公约》与《独立宣言》的理念；无法学习美国殖民地建国历史的经验，建立类似先于美国殖民地 国家的地方自治政府；无法同意各地区实施全民普选与建立地方自治；无法同意各地区建立独立的国家与独立的宪法；如果上述的民主工作，不能够顺利进行，那么 东亚大陆，如何能全面与有效性，走向真正的民主宪政？
真正的民主政治，绝对不是由一群奴隶或兽所建立的政治；它也不可以透过人民出卖自己的自由与平等权利来建立。东亚大陆一百年来的历史，都无法彻底摆脱这些弊端。
一群没有独立人格、爱心、正义感、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和平等理念的人民，绝对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一群没有基督教道德理念的人民，也绝对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这就是我主张脱离汉人专制意识与《脱中国论》的原因。
2005-12-13
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
刘宗正:脱汉论
| 刘宗正:脱汉论 |  |
| 作者:刘宗正 我曾经写过一篇《脱中国论》，主要在于反对汉人的世界中心主义；汉人的世界中心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汉人自称为中国与中国人，其意为“中央之国”与“中央之国的人民”。 在这个汉人世界中心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汉人推行种族化的目的；这种汉人种族扩张与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成为汉人侵略与压迫其他民族的合法依据，也成为汉人反对各地方民族自决与人民自治权利的主要原因。 汉人的世界中心主义，最终成为汉人大一统与专制复辟的主要意识，也成为汉人反对东亚大陆人民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如果东亚大陆各地区的人民，要走向真正的民 主化，那么就必须从反对汉人世界中心主义开始，也就是从反对“中国”与“中华民族”（指汉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的概念开始。 那些企图推动汉人种族化与容许汉人种族化的人，都是我所反对的人，因此我主张《脱中国论》；在《脱中国论》的文化层次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脱汉论》。 所谓的《脱汉论》，就是《脱离汉人沙文主义论》；汉人沙文主义，是东亚大陆专制文明的产物，它是一种危害人类的文化病毒；它会侵蚀人的良知、道德与理性，会残害异族人民的生命，会侵略与压迫异族，也会阻止人面对真实的生命与建立人的文明。 两千多年来的汉人文明，一直受到专制文化的统治。在这种专制文化之下，所有能够被允许存在的文化哲学，都脱离不了拥护、妥协或容忍专制体制的特质；所有被专制统治者，允许存在的哲学思想，都无法摆脱最终走向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相对道德主义的命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专制的统治者，取代了神，成为人间新的神；这个新的神，成为一切伦理、道德规范与典章制度的第一因，任何人文的价值，都不可以 违背统治者的意志与利益，这就是专制文明，最终会走向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相对道德主义的原因。这是多么可怕的人文事实？ 汉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汉化后的佛家等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相对道德之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质，那就 是都是属于高度拥护或容忍专制政治的思想哲学，都是属于相对于拥护或容忍专制政治的思想哲学，都是属于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这可从它们能够在专制政治文明 下，依然能够存留下来的事实，证明其拥护、妥协与容忍专制政治的本质。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汉化后的佛家等思想，无法成为对抗专制社会不公不义与统治者凶狠残暴的力量；不仅如此，这些思想，也成为阻碍东亚大陆人民民主化的障碍。 汉人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又以孔子思想为代表；孔子为了建立一套拥护专制统治者的治国哲学，竟然将许多原本绝对道德的价值，转化成为服务于专制统治者的相对道德思想，使儒家逐渐走向无神论的道路，最后成为奴化东亚大陆人民的文化病毒。 孔子强调忠、孝、文、行、爱、德、悦（原文为说）、乐、恕、泰、简、安、思、学、道、立、权、讱、正、仁、义、礼、智、信、刚、毅、木、讷、温、良、恭、 俭、让、宽、敏、惠、敬、廉、耻等价值，但是他更强调“君臣之道”。所有孔子所强调的道德，都是相对于统治者意志与利益的道德；换言之，任何人伦道德的理 念，只要违背统治者的意志，那么就必须要重新解释或调整其内涵。 这种依附于统治者的道德理念，并不具有绝对的道德理念，它只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这就是孔子强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儒家不敢公然对抗社会 的不公不义）、“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儒家强调明哲保身的哲学）、“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儒家重视官场求生术）、“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儒家反对坚持绝对的价值）、“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指谨言慎行，儒家不敢公然反对统治者的不义）、“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 矣”（孔子传授子张干禄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用社会科层结构，来抑制人的绝对道德意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 重视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反对绝对的道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儒家强调相对的道德标准）、“可与立，未可与权”（儒家强调权衡轻重之道，并不坚持 绝对道德的信仰）等。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非常强调忠君的思想；忠君的思想，逐渐被绝对化，最后竟然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那些专制御用的儒家文人，为了帮助统 治者，扩大统治权力与领域，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汉人有权侵略与占领异族的土地）、“大一统思想”（汉人有权不断扩大疆土）、“华夷之辨”（汉人称 异族为虫鱼鸟兽之族）、“王之教化”（指消灭异族文化，推行汉人文化）、“中原文化中心论”（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属于边陲文化；其他地区的人，都属于边疆 人民）等，这就是汉人经常实行军国主义与推行种族化运动的原因。 此外，儒家重视礼尚往来、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明哲保身、察言观色、权衡思想、无条件忠于统治者、无条件顺从长辈意志、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刚毅木讷（奴臣 性格）、社会科层结构、宗族的尊卑地位等概念，都是严重违背现代自由与民主的思想，例如，所谓的人情政治、酬庸政治、红包与贿赂文化、利益交换政治、贿选 与买票政治、裙带关系政治、宫廷斗争政治、权谋诡诈政治、利益输送的政治、隐恶扬善、权大于法意识、司法不能独立、第四权（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客观与公正 性（指容易被利益团体收买）、贪污腐败的政治等，都与儒家思想，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为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属于道的相对主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属于美学与善的相对主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 言之教”（属于伦理的相对主义，缺乏信仰绝对道德的理念）、“不尚贤，使民不争”（缺乏绝对善与正义的思想）、“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缺乏绝对的理念与价 值意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否定绝对道德价值的存在，属于唯物主义）、“夫唯不争，故无尤”（缺乏追求公理与正义的 积极意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强调道的相对主义）、“绝圣弃智，利民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否定绝对道德的价值）、“天下万物 生于有，有生于无”（否定创造论，属于无神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属于物质繁衍论，属于无神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主张诡 诈术的战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属于祸福相对论，缺乏绝对道德的价值判断）、“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 多”（主张愚民政策，具有反智思想）、“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缺乏坚持绝对正义的意识与立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 强则折”（缺乏对强者道德责任的要求，忽略强者执行正义的绝对立场）、“人之道，为而弗争”（缺乏阐述积极争取公理与正义的责任意识）等。 道家的哲学，是以无神论与唯物论的“道”，来取代有神论的绝对道德，这是道家哲学的严重缺点；这种建立在相对价值的“道”，最后成为统治者“愚民政策”、 “君王术”与“逃避主政者的政治责任”之工具。后来的战国策、各种兵法（如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36计、厚黑学、官场术、实践论、矛 盾论、矛盾统一律、斗争哲学等权谋诡诈思想，以及现代的狼的兵法、血酬定律、潜规则、隐蔽的秩序等，都受到这种无神论、唯物论与相对价值“道”的危害与影 响。 墨家虽然主张“天志”、“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绝对的道德理念，属于赏善罚暴的功利主义思想；墨家虽然主张“兼爱”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与“现代自由”的概念，属于“尚贤”政治与拥护专制的哲学。 汉化后的佛教思想，与汉人原来的文化思想一样，都成为统治者安定民心的工具；这种汉化后的佛教哲学，与西藏有神论的佛教哲学，完全不同，甚至逐渐被异化成 为纯理论的哲学思想，最后成为一种逃避面对社会责任的思想，例如，不敢对抗社会的不公不义、不敢反对统治者的残暴政治、无视于人民的苦难、不愿意主动投身 于拯救受难的人等。 上述这些汉人的文化意识，所产生出来的恶质政治文化，一直在危害东亚地区，所有受汉人文化影响的人民，这其中包括过去的日本与韩国、现在的中共国泰国、缅甸、台湾、越南与新加坡等。 为什么日本与韩国，能够逐渐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福泽谕吉，曾经提出《脱亚洲论》，要求日本人民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二战后，日本采行美国的 宪法与民主政治模式，因此日本可以顺利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韩国有近一半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教的绝对道德理念，是对抗汉人沙文主义病毒的重要力量， 因此韩国也可以逐渐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日本与韩国都曾经被美军占领过，都受到美国民主政治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 日本与韩国，这两个国家，与上述其它受汉人文化影响的国家，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拥有“司法独立”与“第四权独立”的特点。这两种权力的独立化，必须依靠 人民拥有绝对的道德意识，否则不可能产生；这可从汉人的文化，从来没有“司法独立”与“第四权独立”的基本意识，也没有任何历史的先例，可以得知。 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朝向自由与民主化；汉人的文化思想，是人类自由与民主化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汉人的文化，基本上是建立在无神论思想的基础上，它反对有神论的绝对价值与绝对道德；人类现代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基督教有神论的绝对价值与绝对道德上。 有神论与无神论，就像光明与黑暗，永远没有共存的可能，永远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绝对价值与绝对道德，与相对价值与绝对道德，也永远没有建立共识的可能。 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绝对道德，是造成人类19世纪帝国主义兴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兴起、共产主义兴起、极权政治兴起、种族大屠杀事件、各国大屠杀事件、恐怖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这些无数血淋淋的历史，难道还不能够令人类彻底醒悟？ 有神论、绝对价值与绝对道德，是抵抗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绝对道德的重要力量；它是宗教绝对善的力量，它可以对抗人类人性的恶。 所谓的汉人，并不可怕；汉人的思想，才是可怕的！汉人的思想之中，包藏有大汉沙文主义；这种大汉沙文主义，是一种可怕的文化病毒。 这种文化病毒，可以附着在任何的人文思想之中，例如，它附着在过去的三民主义与现在的共产主义里；它一直附着在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里；它非常有可能附着，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的民主政治之中。 大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中西两种最强的无神论文化病毒，当它们结合之后，已经产生了各种危害的结果，例如，中共造成8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人类要如何才能消灭，这种文化病毒？惟有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督教道德理念，才有可能消灭它；任何想要用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对抗这种集数千年以来汉人无 神论大全的大汉沙文主义，迟早会失败的；这就好像用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对抗集数千年以来西方无神论大全的共产主义，也迟早会失败的。 我所主张的《脱汉论》，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摆脱汉人的沙文主义，并且认真接受基督教的绝对道德理念”；舍此方法，我实在不知道东亚大陆人民，有什么其它更好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建立真正人的文明、人的道德与人的民主文化？ | |
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
共匪对海外支猪的赤化：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二月 17, 2011
近两天，最让人吃惊的新闻莫过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能将被裁撤的消息。考虑到这一行动正好发生于中国为争夺国际话语权而花费巨款推行“大外宣 计划”之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自己在中国人权（纽约）做的一项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以让人们了解今天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 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的“三宝”。从三年前大张旗鼓地全力 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稳步推进。
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是群体生态，中国政府各有不同方式控制。本文略陈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 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 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 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 的价值判断相反。
自本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又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这种平台分为两类：
一是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 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新闻媒体，还有海外华文媒体及其合作组织——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 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共同编纂《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 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所写的“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有些 文章的标题就是“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二、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对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进行规训。从2001年9月举办第一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以来，至2009年共举 办五届，每次与会的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数百家。按中新社社长郭招金的说法，办这论坛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 演的是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 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 源。与此同时，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出面，从2006年开始，经常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截止2010年共举办6期，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南 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参加了这种所谓“集体研修活动”。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是让海外华文传媒负责人到北京 “充电”。每次会上都有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到会讲课。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 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 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
应该说，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文媒体很有效果，每逢中国有大型活动，海外华文媒体非常自觉地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比如奥运前夕，北京奥组委于 2007 年11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召开华文媒体见面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会上对华文媒体的宣传做了原则性的指导。十七大 召开，许多华文媒体争相配合，受到国新办称赞。
可以说，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港台两地媒体已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制，自由度连年下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共采取 上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 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在中国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图垄断华文媒体话语权时，裁撤美国之音、BBC等媒体的中文广播电视节目上， 无异于主动放弃中文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被北京掌控的言论空间。这一不明智的决策，既对推进全球民主化事业有损，也是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放弃。
为什么应该支持美国政府裁撤美国之音？
作者：安魂曲
理由一、裁掉这些传统“自由”媒体对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已无坏处，因为2.0民主革命的希望----网络年轻一代早就不听美国之音了，还听的都是百无一用的老帮菜们，这些人早已用不着“被启蒙”，反而应该鼓励他们早日离开短波收音机、学会多使用网络微博手机等；
理由二、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网等在事实上已经蜕变成了精英民运的话语舞台，比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广播等，长期以来对中国大陆的 民主宣传效果有限，但其话语权却基本上被海外无敌腐败媚共精英民运名人们所垄断，因此在事实上成了这些人的独家作秀舞台。。。好比如果你如今打开这些传统 传媒，一定免不了经常听到刘晓波的名字；
理由三、这些传媒雇佣了比一般私人电台、私人频道多得多的工作人员（比如一个美国之音中文部就居然雇佣了好几十人，而我看他们那些日常工作五个尽 心尽力的全职工就能干好，美国很多有名的教会电台都是几个人撑起一片天下），工作效率低下得可怜，其中存在严重的浪费美国税款养活庸人、甚至裙带关系私相 授受的现象；
理由四、由于中共的潜心布局长期渗透，在这些传媒中不说存在着一批共特，至少已经混进了不少亲共的内鬼内奸，导致这些电台的立场越来越“温和” “中立”，近年来BBC中文网甚至多次出现发表有利于中共文章观点的现象，臭味相投，以至于其留言板上亲共“爱国”的言论比例居然远远高于凤凰网甚至新浪 网的留言板；
理由五、这些传媒既然由西方国家政府资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就不得不代表这些国家的政府意志，而这一点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长远来看并无益处 ----尤其正在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急于从美国之音中找蛛丝马迹揣摩美国政府动向的二十年前可怜一幕重演，而宁愿同胞们利用互联 网手机等新兴传媒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总之，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广播这类传媒我看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作用充其量也只能是聊胜于无，完全取消了固然有些可惜，但要说花纳税人钱 养那么多人干一件效果不大质量也不高的事情？我看如果美国等国家政府不裁掉其一半冗员才真是咄咄怪事了！这和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给中国“民运”的资 助给裁掉一半，我们大部分人绝不会心疼的道理一样。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二月 17, 2011
近两天，最让人吃惊的新闻莫过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能将被裁撤的消息。考虑到这一行动正好发生于中国为争夺国际话语权而花费巨款推行“大外宣 计划”之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自己在中国人权（纽约）做的一项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以让人们了解今天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 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的“三宝”。从三年前大张旗鼓地全力 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稳步推进。
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是群体生态，中国政府各有不同方式控制。本文略陈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 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 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 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 的价值判断相反。
自本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又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这种平台分为两类：
一是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 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新闻媒体，还有海外华文媒体及其合作组织——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 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共同编纂《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 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所写的“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有些 文章的标题就是“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二、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对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进行规训。从2001年9月举办第一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以来，至2009年共举 办五届，每次与会的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数百家。按中新社社长郭招金的说法，办这论坛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 演的是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 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 源。与此同时，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出面，从2006年开始，经常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截止2010年共举办6期，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南 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参加了这种所谓“集体研修活动”。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是让海外华文传媒负责人到北京 “充电”。每次会上都有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到会讲课。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 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 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
应该说，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文媒体很有效果，每逢中国有大型活动，海外华文媒体非常自觉地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比如奥运前夕，北京奥组委于 2007 年11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召开华文媒体见面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会上对华文媒体的宣传做了原则性的指导。十七大 召开，许多华文媒体争相配合，受到国新办称赞。
可以说，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港台两地媒体已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制，自由度连年下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共采取 上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 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在中国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图垄断华文媒体话语权时，裁撤美国之音、BBC等媒体的中文广播电视节目上， 无异于主动放弃中文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被北京掌控的言论空间。这一不明智的决策，既对推进全球民主化事业有损，也是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放弃。
为什么应该支持美国政府裁撤美国之音？
作者：安魂曲
理由一、裁掉这些传统“自由”媒体对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已无坏处，因为2.0民主革命的希望----网络年轻一代早就不听美国之音了，还听的都是百无一用的老帮菜们，这些人早已用不着“被启蒙”，反而应该鼓励他们早日离开短波收音机、学会多使用网络微博手机等；
理由二、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网等在事实上已经蜕变成了精英民运的话语舞台，比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广播等，长期以来对中国大陆的 民主宣传效果有限，但其话语权却基本上被海外无敌腐败媚共精英民运名人们所垄断，因此在事实上成了这些人的独家作秀舞台。。。好比如果你如今打开这些传统 传媒，一定免不了经常听到刘晓波的名字；
理由三、这些传媒雇佣了比一般私人电台、私人频道多得多的工作人员（比如一个美国之音中文部就居然雇佣了好几十人，而我看他们那些日常工作五个尽 心尽力的全职工就能干好，美国很多有名的教会电台都是几个人撑起一片天下），工作效率低下得可怜，其中存在严重的浪费美国税款养活庸人、甚至裙带关系私相 授受的现象；
理由四、由于中共的潜心布局长期渗透，在这些传媒中不说存在着一批共特，至少已经混进了不少亲共的内鬼内奸，导致这些电台的立场越来越“温和” “中立”，近年来BBC中文网甚至多次出现发表有利于中共文章观点的现象，臭味相投，以至于其留言板上亲共“爱国”的言论比例居然远远高于凤凰网甚至新浪 网的留言板；
理由五、这些传媒既然由西方国家政府资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就不得不代表这些国家的政府意志，而这一点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长远来看并无益处 ----尤其正在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急于从美国之音中找蛛丝马迹揣摩美国政府动向的二十年前可怜一幕重演，而宁愿同胞们利用互联 网手机等新兴传媒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总之，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广播这类传媒我看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作用充其量也只能是聊胜于无，完全取消了固然有些可惜，但要说花纳税人钱 养那么多人干一件效果不大质量也不高的事情？我看如果美国等国家政府不裁掉其一半冗员才真是咄咄怪事了！这和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给中国“民运”的资 助给裁掉一半，我们大部分人绝不会心疼的道理一样。
2011年2月14日星期一
1949年后支那大陆支那猪共匪魔鬼人相食史料一览
49年后 生割活人吃肉 残忍至极惨不忍睹
——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史料一览
内容摘要 :
屠杀的同时，吃人成风。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 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页记：
1968年7月X日，通挽区大团村第7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头 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大呼：七寸是我的，谁也不准割）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先死去嘛，你们再割。”甘祖扬却无动于衷， 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 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
（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中学生张富晨的大会……将张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尚文大队独寨村小学教师）张伯勋被打死后，肉肝割光，最后只剩下大肠和小肠。肇事者凶相狰狞地高举起张伯勋的大肠……“你们看，这是张伯勋的肠子，多肥呀！”随后拿回家煮吃。
（据《红色纪念碑》第69、71页。）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1-24讯】 作者：九曲澄
1949年中共建政后人相食有3次。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有1289起。本列传所记的人相食近3000起。中共官修党史、国史对人相食这一史实隐匿不记。
第1次是1959年至1961年饿死近4000万人而人相食；第2次是1968年文化革命斗争中人相食；第3次是21世纪初因进补食婴。这3次人 吃人的物理现象与历史上的同，导致人相食的原因则异。一是因施政不善造成饥馑，不是荒年天灾，完全是人祸惨剧；二是全面彻底鼓吹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的结 果；三是末世的沉沦堕落和疯狂。
由于中共官修史竭力回避、掩饰、篡改、抹杀人相食这一史实，给全面、准确地记录人相食史实带来困难。但是，从中共各级党委内参、政府文件、县志、上访书信、个人回忆、记者采访、学人专著诸文字形式，仍然留下了相当多的人相食概况叙述和个案记录。
本列传所记录的1949年后人相食的史实以体制内的文字为主要依据，引录海外出版的书籍多有大陆体制内原始文字为据；每起人相食尽可能列出时间、 人物、地点诸要素，其具体过程惨绝人寰，难以卒读，尽量简述。噎查实有文字记录为据的人相食发生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 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极可能有人相食的湖南、福建、江西、宁夏、山西、河北、陕西、浙江诸省区，由于尚未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暂付阙如，有待 识者补充。全面准确地还原1949年后人相食的历史真相只能到言论完全自由、档案全部彻底解密时了。
1949年后的人相食与历史上另一迥异处是：官方在饥馑最烈时基本上不作为、不赈灾施救，反倒加重课征暴敛导致饥馑更烈而人相食；饥民基本上不抢粮、不反抗、等死、人相食。
清末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1910年4月11日)，长沙饥民抢米，为首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饥民群情激愤，把巡警道（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或政 法委书记）赖子佩捆起来挂到了树上。好事者将此编为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湖南巡抚岑春冥下令开枪打死十多饥民，伤数十人，愤怒的 饥民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粮食被抢一空。抢粮风潮波及宁乡、益阳等县。清廷调兵入湘，镇压了这次风潮。事后，巡抚岑 春冥被革职查办。
1911年后的民国时期凡荒岁，官府士绅皆设粥厂赈灾。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施粥处。灾民在施粥棚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 这样大场面的施舍救济行为，一般维持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挽救了无数生命。地方政府也多将救灾的任务下放给富豪乡绅，如1919年云南宣 威，就是由浦在廷等富绅联合买米压市赈灾救民。
清末和民国时期，发生过饥馑导致人相食个案，因有上述政府行为的平衡，故能限制在局部、短期。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大量饿死人持续了三年，人相食遍及十几个省区，其烈空前。
愿我民族，愿我芸芸众生记住20世纪这一人类最惨的历史悲剧，不要让它重演；愿亡灵安息；愿当事者正视、吐实、悔罪、赎孽，回归天和、人道；愿中国任何时候的主政者对此心怀怵惕，时刻不忘，引以为鉴。
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
1956年1至4月，广西省550多人饿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以及一批省地市县级干部，受到撤职处分。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陆连续饿死了近4000万人。据天文气象记载，这四年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导致如此大量饿死人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公社的主要表现是粮食亩产“放卫星”，从千余斤、几千斤、万余斤、几万斤至最高亩产水稻13万斤。完全违背人情、常 理、常识的疯狂梦呓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的怂恿、纵容、肯定、佐证与鼓吹、张扬，以至中共中央高层自欺欺人地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延伸 到省、县、公社，吃官饭的基层干部自然地要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至达到吹牛的指标以完成任务，保住官位。由于绝无可能达到虚假的指标，这种征购发展为强抢、 掠夺，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遭搜刮净尽。全队皆然，全社皆然，全县皆然，全省皆然，全国皆然。次年的1959年，开始饿死人，持续了三年至1962年。 1962年饿死人现象稍得缓解。前三年，饥饿的人群中则不断发生惨绝人寰的人相食悲剧。
1962年7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据《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曾任毛泽东秘书尚健在的李锐亲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且参与执政者中共的最高层会议，他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因习惯性的瞒报，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地缩小了的。
官方已被披露的史料记载，仅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就有1289起。
全国噎查实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有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近3000起。
安徽人相食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 案）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 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 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 是留作自食的。……
安徽省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 到 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 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中共县委书记）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 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 答说： “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 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 七具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据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转自大饥荒档案chinafamine.net）
（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 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 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59页，杨继绳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引页数为网络版，下同。作者系中共党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亳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据《墓碑》第273页。）
（中共亳县干部）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 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 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 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 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1960年）吃了其（饿死）侄女的肉。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 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1960年春，观堂公社 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在1960春因饥饿……将女儿打死煮吃。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哥哥杀吃弟弟。1960年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亳县大杨公社前瞿庄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1960年春，（古城公社沼北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年3月3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年4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1960年春，……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 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 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3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据《墓碑》第274—276页。）
青海人相食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记录了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河南人相食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报告：
（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 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
全社……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原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据《墓碑》第10页。）
余德鸿（1959-1960年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秘书）说：
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
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
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
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
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据《墓碑》第19页）
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 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 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 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 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据《墓碑》第19－20页。）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 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 边。（据《墓碑》第23页。）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 1960 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 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据《墓碑》第？页）
（19）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河南）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据《顾准日记》第58页，顾准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四川人相食
邓自力（原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说：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据邓自力著《坎坷人生》第130页、1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960年3月26日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41岁，地主成份…………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潘素华……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 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肉）出售，以1.5元1斤，共卖了11斤12两……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为 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3月16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据《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东夫著。转自大饥荒档案馆www.chinafamine.net）
贵州人相食
贵州省湄潭县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初，饿死120451人。中共当局和以后湄潭县编篡的《湄潭县志》称此为湄潭事件、“五九事件”。
当时全县总人口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7万人。湄潭事件中饿死的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20%强，占农业人口22%。全县死亡绝户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湄潭县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上报为8.462亿斤，虚报5亿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 在全县开展反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动用各种手段以至酷刑整肃打击不跟着说谎作假的干部和因饥饿偷吃食物的群众。这些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 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非法关押2729人，关死200余人。全县活活打死1324人，打伤 致残 175人。
1960年元、二月份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盈地。中共湄潭县委组织成立的各地各种粮食搜查队、打虎队，依然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把凡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
1960年4月，中共贵州省、地委工作组到湄潭县调查，湄潭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让与工作组接触，把饿得快死的病 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绥阳公社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未断气的也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 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据大陆《炎黄春秋》2008年？期，刘兴盛文“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湄潭县）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据《墓碑》第511页。）
甘肃人相食
甘肃《通渭县志》记载：
（1959年）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 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 “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作家沙青在获1988年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依稀大地湾》文中记录：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 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 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 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寺子村妇联主任说）“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 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 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 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中共延安时期老干部李磊，1956年至1961年间，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书记处书记。她说：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 活人5 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 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 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 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 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据李磊著《悠悠岁月》，1999年，在大陆自费印制。转引自《墓碑》第130— 132页。）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著文“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对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导致人相食作了记录：
甘肃通渭县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甚至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 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 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 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 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 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 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版。）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 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全县50个公 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载大陆《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湖北人相食
李金玉（1960年代任湖北洪湖县委书记）晚年说：
（钟祥县）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荆州地委书记）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 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 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据朱健国文《世间已无李金玉——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载《山西文学》2005年第1 期。）
江苏人相食
江浙素称鱼米之乡，宜兴是江苏最富饶地区，也出现人相食。江苏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据《墓碑》第353页。）
广东人相食
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
（罗定县）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 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据《墓碑》 第 365、367页。）
山东人相食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 外流 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据《墓碑》第408—409页。）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4·卷号238·《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扒出一个死小孩煮着吃了。（据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作者：王东艳，指导老师：郭大松。）
云南人相食
（泸西县）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 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 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 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据《墓碑》第？页。）
广西人相食
1967年秋至1968年8月，文化革命期间，广西发生大规模屠杀与人相食。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联指”（保皇派）和“4·22”（造反派）斗的你死我活，“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以革命的名义 屠杀 “4·22”成员、同情者以及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至十余万人。杀人方法以原始手段、冷兵器和现代火器结合，或用刀枪棍棒击打戳割，或用步枪击 毙，或用机枪扫射，或用炸药爆破，或推下矿井山洞，或驱赶河湖淹溺；生前死后或剖腹取肝、割肉挖眼、切乳剜阴、斩首示众；腥风血雨，直如人间地狱。
屠杀的同时，吃人成风。
武宣县大规模吃人肉事件。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
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文革”开始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的《文革大事记》记录了吃人事件。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 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该区 从 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 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1968年）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民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割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 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 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 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 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 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武宣、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以上据吴若愚文：《广西文革杀人》，载美国《北京之春》2003年8月号）
武宣县上江乡会餐人肉宴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18页记：
1968年7月17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 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众目睽睽之下，胆敢在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郑义著，台 湾华视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杀人剖干煮食会餐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会饭堂煮食。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据《红色纪念碑》第340页。）
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布置杀人食肝。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
（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1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4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1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据同上。）
钟山县清塘乡新竹村四哨自然村易晚生活剖邓记芳挖肝而食。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27页所记和旅居美国作家郑义1984年6月5日与易晚生交谈：
五、六个人用松树压住了他的手脚，易晚生用菜刀将邓记芳的胸部剖开……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下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英勇豪迈无畏：“对，什么我都承 认1我反正86岁了，反正活够了，还怕坐牢？”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望着我。……“——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是我杀了他。谁来问也是这个 话。……不怕，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 来杀。…… 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剖开。……心肝取出来，切成手指头粗细，群众都来抢……。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
（据《红色纪念碑》第39-40页。）
武宣县甘祖扬生割活人甘大作生殖器。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页记：
1968年7月X日，通挽区大团村第7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头 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大呼：七寸是我的，谁也不准割）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先死去嘛，你们再割。”甘祖扬却无动于衷， 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 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
吃人肉出名升官的武宣县女革委会副主任。
……据传专吃男性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王文留……，在官方文件（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23、27页）中，我找到了如下简述：在滥杀 大吃的狂潮中，东乡区三位刁姓小派逃上驾马山。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命令上山“剿匪”，围捕逃亡者。……罗先权用5寸刀挖割刁其棠的 心肝，用竹箩装着，由队员黄廷杰背回区公所，分一些给区组织委员覃荣光，当天晚上纠察队员在区公所伙房围锅煮来吃，加强民兵班队员王文留还拿着两片人肉回 家给其母吃。女民兵王文留，以吃人肉出名之后，步步高升，最后竟官至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整党办……称当时全县“确有吃生殖器之风，但王文留当年仅 18岁，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想来是不可能的。经落实她确实吃过人肉，已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现在柳城县一个水库当工人。”（据《红色纪念碑》第 74、75 页。）
武宣县武宣中学学生吃教师吴树芳、吃学生张富晨。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22、26、27、28页记：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
（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中学生张富晨的大会……将张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尚文大队独寨村小学教师）张伯勋被打死后，肉肝割光，最后只剩下大肠和小肠。肇事者凶相狰狞地高举起张伯勋的大肠……“你们看，这是张伯勋的肠子，多肥呀！”随后拿回家煮吃。
（据《红色纪念碑》第69、71页。）
武宣县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遭学生分食净尽。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18、27页记：
1968年7月1日晚8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副校长）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了会议……，（学生）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棒押 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将黄家凭乱棍打死。……将一个老干部黄家凭的肉割光……只剩骨骼……。7月2日在桐岭中学 厨房周围、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肝人肉的情况，举目可见，血迹斑斑，腥风飘荡，火烟缭绕，焦味充溢，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据《红色纪念碑》第 80、82 页。）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录了：
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杀人剖腹食肝）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杀人剖腹食肝）18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杀人剖腹食肝）19例。钦州县小董农场（杀人剖腹食肝）3例。（据《红色纪念碑》第339-340页。）
武宣县遭吃者64人名单。
这份64人名单是武宣县“处遗办”1983年7月4日初步统计的，统计人：陈绍权。后来落实的是76人名单，也是远非完备的。
黄茆公社9人：黄礼康、覃伟成、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覃世情、覃会文、覃守珍。
二塘公社2人：覃国良、方宏南。
武宣公社9人：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覃荣生、卢汉才、陈魁达、黄志华、郭继基。
武宣镇6人：覃乃武、周石安、周伟安、杨贵才（？）、汤展辉、梁文振。
三里公社10人：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廖天龙、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李占龙、李锦良、陈天长。
东乡公社8人：雷炳绪、吴华堂、、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张福展、李瑞仔、刘业龙。
禄新公社2人：林信忠、梁道邦。
桐岭公社3人：韦国荣、廖耐南、谭世谭。
通挽公社11人：陈国勇、张文美、张永亨、甘加杞、甘大作、陈光厚、张孟团、陈炳现、覃和家、覃允琢、陈天然。
国家干部4人：黄家凭（桐岭中学）、吴树芳（武宣中学）、张伯勋（黄茆小学）、韦金光（思灵卫生所）。
其中吃肉后（遭）砍头的1人，（遭）挖心肝的56人，（遭）割生殖器的13人，（遭）全部吃光的18人，（遭）活割生剖的7人。
（据《红色纪念碑》第96页）
武宣县因吃人肉受党纪、政纪处分者130人名单。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9、30页记：
中共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开除或清除出党者27人：韦善端、韦习梅、覃明贵、覃大浪、覃志田、黄启焕、覃天英、覃扬美、韦仁生、韦保胜、韦忠局、方健、韦荣昆、黄忠宽、
黄春联、黄恩范、黄有福、傅屏坤、谭绍雅、罗茂熙、苏宏强、何振传、廖国荣、廖荣保、翁梅桂、何超、覃荣光。
非中共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开除留用者18人：甘兰光、甘绍典、李汉南、何德恳、韦世锐、何开美、梁干仁、覃克开、苏启明、潘业球、余悦荣、潘业仁、华灿勋、覃廉风、黄德才、黄祖流、韦德浩、雷迅培。
中共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者5人：龙集、陈德星、梁家力、韦祖美、郭运虎。
非中共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者21人：谭振芳、
林广发、锺桂华、覃素文、苏炳芳、廖志明、雷桂源、陈振夫、赖锦池、黄元好、莫修理、万宝先、曾发扬、黄忠基、梁任兴、黄合意、原廉超、莫永兴、覃许穆、甘灵生、黄海初。
中共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者59人：何少海、苏炳定、覃允雅、苏大促、潘宏珠、陆祖瑞、吴顺纯、黄有成、黄瑞友、黄善格、黄恒荣、黄炳 甫、韦昌体、韦福固、韦可能、韦伦想、张大禄、覃定民、覃玉禄、覃纪更、覃善奎、李灿生、廖太成、梁瑞堂、廖家道、廖朝仁、臧文杯、张振荡、陆瑞明、陆瑞 硬、陆瑞轩、陆瑞宁、陆世调、赖永福、黎保清、罗文秀、罗先全、何开少、何德南、何德英、樊明光、方宽堂、甘贤眉、甘树程、蓝太兴、莫桂、黄世福、韦炳 亮、韦昌喜、覃汉强、覃寿棉、李明、张超旋、陆运初、
陆瑞路、陆瑞说、樊汉安、甘家党、卢志远。
（据《红色纪念碑》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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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史料一览
内容摘要 :
屠杀的同时，吃人成风。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 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页记：
1968年7月X日，通挽区大团村第7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头 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大呼：七寸是我的，谁也不准割）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先死去嘛，你们再割。”甘祖扬却无动于衷， 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 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
（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中学生张富晨的大会……将张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尚文大队独寨村小学教师）张伯勋被打死后，肉肝割光，最后只剩下大肠和小肠。肇事者凶相狰狞地高举起张伯勋的大肠……“你们看，这是张伯勋的肠子，多肥呀！”随后拿回家煮吃。
（据《红色纪念碑》第69、71页。）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1-24讯】 作者：九曲澄
1949年中共建政后人相食有3次。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有1289起。本列传所记的人相食近3000起。中共官修党史、国史对人相食这一史实隐匿不记。
第1次是1959年至1961年饿死近4000万人而人相食；第2次是1968年文化革命斗争中人相食；第3次是21世纪初因进补食婴。这3次人 吃人的物理现象与历史上的同，导致人相食的原因则异。一是因施政不善造成饥馑，不是荒年天灾，完全是人祸惨剧；二是全面彻底鼓吹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的结 果；三是末世的沉沦堕落和疯狂。
由于中共官修史竭力回避、掩饰、篡改、抹杀人相食这一史实，给全面、准确地记录人相食史实带来困难。但是，从中共各级党委内参、政府文件、县志、上访书信、个人回忆、记者采访、学人专著诸文字形式，仍然留下了相当多的人相食概况叙述和个案记录。
本列传所记录的1949年后人相食的史实以体制内的文字为主要依据，引录海外出版的书籍多有大陆体制内原始文字为据；每起人相食尽可能列出时间、 人物、地点诸要素，其具体过程惨绝人寰，难以卒读，尽量简述。噎查实有文字记录为据的人相食发生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 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极可能有人相食的湖南、福建、江西、宁夏、山西、河北、陕西、浙江诸省区，由于尚未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暂付阙如，有待 识者补充。全面准确地还原1949年后人相食的历史真相只能到言论完全自由、档案全部彻底解密时了。
1949年后的人相食与历史上另一迥异处是：官方在饥馑最烈时基本上不作为、不赈灾施救，反倒加重课征暴敛导致饥馑更烈而人相食；饥民基本上不抢粮、不反抗、等死、人相食。
清末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1910年4月11日)，长沙饥民抢米，为首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饥民群情激愤，把巡警道（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或政 法委书记）赖子佩捆起来挂到了树上。好事者将此编为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湖南巡抚岑春冥下令开枪打死十多饥民，伤数十人，愤怒的 饥民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粮食被抢一空。抢粮风潮波及宁乡、益阳等县。清廷调兵入湘，镇压了这次风潮。事后，巡抚岑 春冥被革职查办。
1911年后的民国时期凡荒岁，官府士绅皆设粥厂赈灾。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施粥处。灾民在施粥棚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 这样大场面的施舍救济行为，一般维持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挽救了无数生命。地方政府也多将救灾的任务下放给富豪乡绅，如1919年云南宣 威，就是由浦在廷等富绅联合买米压市赈灾救民。
清末和民国时期，发生过饥馑导致人相食个案，因有上述政府行为的平衡，故能限制在局部、短期。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大量饿死人持续了三年，人相食遍及十几个省区，其烈空前。
愿我民族，愿我芸芸众生记住20世纪这一人类最惨的历史悲剧，不要让它重演；愿亡灵安息；愿当事者正视、吐实、悔罪、赎孽，回归天和、人道；愿中国任何时候的主政者对此心怀怵惕，时刻不忘，引以为鉴。
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
1956年1至4月，广西省550多人饿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以及一批省地市县级干部，受到撤职处分。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陆连续饿死了近4000万人。据天文气象记载，这四年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导致如此大量饿死人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公社的主要表现是粮食亩产“放卫星”，从千余斤、几千斤、万余斤、几万斤至最高亩产水稻13万斤。完全违背人情、常 理、常识的疯狂梦呓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的怂恿、纵容、肯定、佐证与鼓吹、张扬，以至中共中央高层自欺欺人地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延伸 到省、县、公社，吃官饭的基层干部自然地要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至达到吹牛的指标以完成任务，保住官位。由于绝无可能达到虚假的指标，这种征购发展为强抢、 掠夺，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遭搜刮净尽。全队皆然，全社皆然，全县皆然，全省皆然，全国皆然。次年的1959年，开始饿死人，持续了三年至1962年。 1962年饿死人现象稍得缓解。前三年，饥饿的人群中则不断发生惨绝人寰的人相食悲剧。
1962年7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据《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曾任毛泽东秘书尚健在的李锐亲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且参与执政者中共的最高层会议，他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因习惯性的瞒报，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地缩小了的。
官方已被披露的史料记载，仅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就有1289起。
全国噎查实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有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近3000起。
安徽人相食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 案）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 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 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 是留作自食的。……
安徽省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 到 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 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中共县委书记）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 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 答说： “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 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 七具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据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转自大饥荒档案chinafamine.net）
（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 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 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59页，杨继绳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引页数为网络版，下同。作者系中共党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亳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据《墓碑》第273页。）
（中共亳县干部）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 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 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 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 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1960年）吃了其（饿死）侄女的肉。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 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1960年春，观堂公社 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在1960春因饥饿……将女儿打死煮吃。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哥哥杀吃弟弟。1960年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亳县大杨公社前瞿庄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1960年春，（古城公社沼北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年3月3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年4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1960年春，……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 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 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3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据《墓碑》第274—276页。）
青海人相食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记录了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河南人相食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报告：
（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 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
全社……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原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据《墓碑》第10页。）
余德鸿（1959-1960年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秘书）说：
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
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
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
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
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据《墓碑》第19页）
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 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 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 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 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据《墓碑》第19－20页。）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 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 边。（据《墓碑》第23页。）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 1960 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 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据《墓碑》第？页）
（19）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河南）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据《顾准日记》第58页，顾准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四川人相食
邓自力（原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说：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据邓自力著《坎坷人生》第130页、1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960年3月26日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41岁，地主成份…………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潘素华……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 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肉）出售，以1.5元1斤，共卖了11斤12两……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为 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3月16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据《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东夫著。转自大饥荒档案馆www.chinafamine.net）
贵州人相食
贵州省湄潭县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初，饿死120451人。中共当局和以后湄潭县编篡的《湄潭县志》称此为湄潭事件、“五九事件”。
当时全县总人口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7万人。湄潭事件中饿死的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20%强，占农业人口22%。全县死亡绝户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湄潭县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上报为8.462亿斤，虚报5亿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 在全县开展反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动用各种手段以至酷刑整肃打击不跟着说谎作假的干部和因饥饿偷吃食物的群众。这些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 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非法关押2729人，关死200余人。全县活活打死1324人，打伤 致残 175人。
1960年元、二月份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盈地。中共湄潭县委组织成立的各地各种粮食搜查队、打虎队，依然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把凡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
1960年4月，中共贵州省、地委工作组到湄潭县调查，湄潭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让与工作组接触，把饿得快死的病 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绥阳公社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未断气的也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 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据大陆《炎黄春秋》2008年？期，刘兴盛文“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湄潭县）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据《墓碑》第511页。）
甘肃人相食
甘肃《通渭县志》记载：
（1959年）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 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 “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作家沙青在获1988年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依稀大地湾》文中记录：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 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 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 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寺子村妇联主任说）“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 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 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 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中共延安时期老干部李磊，1956年至1961年间，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书记处书记。她说：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 活人5 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 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 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 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 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据李磊著《悠悠岁月》，1999年，在大陆自费印制。转引自《墓碑》第130— 132页。）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著文“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对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导致人相食作了记录：
甘肃通渭县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甚至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 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 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 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 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 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 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版。）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 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全县50个公 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载大陆《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湖北人相食
李金玉（1960年代任湖北洪湖县委书记）晚年说：
（钟祥县）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荆州地委书记）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 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 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据朱健国文《世间已无李金玉——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载《山西文学》2005年第1 期。）
江苏人相食
江浙素称鱼米之乡，宜兴是江苏最富饶地区，也出现人相食。江苏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据《墓碑》第353页。）
广东人相食
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
（罗定县）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 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据《墓碑》 第 365、367页。）
山东人相食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 外流 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据《墓碑》第408—409页。）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4·卷号238·《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扒出一个死小孩煮着吃了。（据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作者：王东艳，指导老师：郭大松。）
云南人相食
（泸西县）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 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 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 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据《墓碑》第？页。）
广西人相食
1967年秋至1968年8月，文化革命期间，广西发生大规模屠杀与人相食。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联指”（保皇派）和“4·22”（造反派）斗的你死我活，“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以革命的名义 屠杀 “4·22”成员、同情者以及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至十余万人。杀人方法以原始手段、冷兵器和现代火器结合，或用刀枪棍棒击打戳割，或用步枪击 毙，或用机枪扫射，或用炸药爆破，或推下矿井山洞，或驱赶河湖淹溺；生前死后或剖腹取肝、割肉挖眼、切乳剜阴、斩首示众；腥风血雨，直如人间地狱。
屠杀的同时，吃人成风。
武宣县大规模吃人肉事件。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
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文革”开始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的《文革大事记》记录了吃人事件。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 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该区 从 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 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1968年）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民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割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 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 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 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 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 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武宣、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以上据吴若愚文：《广西文革杀人》，载美国《北京之春》2003年8月号）
武宣县上江乡会餐人肉宴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18页记：
1968年7月17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 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众目睽睽之下，胆敢在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郑义著，台 湾华视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杀人剖干煮食会餐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会饭堂煮食。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据《红色纪念碑》第340页。）
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布置杀人食肝。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
（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1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4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1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据同上。）
钟山县清塘乡新竹村四哨自然村易晚生活剖邓记芳挖肝而食。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27页所记和旅居美国作家郑义1984年6月5日与易晚生交谈：
五、六个人用松树压住了他的手脚，易晚生用菜刀将邓记芳的胸部剖开……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下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英勇豪迈无畏：“对，什么我都承 认1我反正86岁了，反正活够了，还怕坐牢？”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望着我。……“——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是我杀了他。谁来问也是这个 话。……不怕，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 来杀。…… 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剖开。……心肝取出来，切成手指头粗细，群众都来抢……。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
（据《红色纪念碑》第39-40页。）
武宣县甘祖扬生割活人甘大作生殖器。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页记：
1968年7月X日，通挽区大团村第7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头 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大呼：七寸是我的，谁也不准割）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先死去嘛，你们再割。”甘祖扬却无动于衷， 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 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
吃人肉出名升官的武宣县女革委会副主任。
……据传专吃男性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王文留……，在官方文件（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23、27页）中，我找到了如下简述：在滥杀 大吃的狂潮中，东乡区三位刁姓小派逃上驾马山。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命令上山“剿匪”，围捕逃亡者。……罗先权用5寸刀挖割刁其棠的 心肝，用竹箩装着，由队员黄廷杰背回区公所，分一些给区组织委员覃荣光，当天晚上纠察队员在区公所伙房围锅煮来吃，加强民兵班队员王文留还拿着两片人肉回 家给其母吃。女民兵王文留，以吃人肉出名之后，步步高升，最后竟官至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整党办……称当时全县“确有吃生殖器之风，但王文留当年仅 18岁，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想来是不可能的。经落实她确实吃过人肉，已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现在柳城县一个水库当工人。”（据《红色纪念碑》第 74、75 页。）
武宣县武宣中学学生吃教师吴树芳、吃学生张富晨。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22、26、27、28页记：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
（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中学生张富晨的大会……将张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尚文大队独寨村小学教师）张伯勋被打死后，肉肝割光，最后只剩下大肠和小肠。肇事者凶相狰狞地高举起张伯勋的大肠……“你们看，这是张伯勋的肠子，多肥呀！”随后拿回家煮吃。
（据《红色纪念碑》第69、71页。）
武宣县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遭学生分食净尽。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18、27页记：
1968年7月1日晚8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副校长）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了会议……，（学生）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棒押 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将黄家凭乱棍打死。……将一个老干部黄家凭的肉割光……只剩骨骼……。7月2日在桐岭中学 厨房周围、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肝人肉的情况，举目可见，血迹斑斑，腥风飘荡，火烟缭绕，焦味充溢，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据《红色纪念碑》第 80、82 页。）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录了：
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杀人剖腹食肝）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杀人剖腹食肝）18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杀人剖腹食肝）19例。钦州县小董农场（杀人剖腹食肝）3例。（据《红色纪念碑》第339-340页。）
武宣县遭吃者64人名单。
这份64人名单是武宣县“处遗办”1983年7月4日初步统计的，统计人：陈绍权。后来落实的是76人名单，也是远非完备的。
黄茆公社9人：黄礼康、覃伟成、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覃世情、覃会文、覃守珍。
二塘公社2人：覃国良、方宏南。
武宣公社9人：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覃荣生、卢汉才、陈魁达、黄志华、郭继基。
武宣镇6人：覃乃武、周石安、周伟安、杨贵才（？）、汤展辉、梁文振。
三里公社10人：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廖天龙、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李占龙、李锦良、陈天长。
东乡公社8人：雷炳绪、吴华堂、、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张福展、李瑞仔、刘业龙。
禄新公社2人：林信忠、梁道邦。
桐岭公社3人：韦国荣、廖耐南、谭世谭。
通挽公社11人：陈国勇、张文美、张永亨、甘加杞、甘大作、陈光厚、张孟团、陈炳现、覃和家、覃允琢、陈天然。
国家干部4人：黄家凭（桐岭中学）、吴树芳（武宣中学）、张伯勋（黄茆小学）、韦金光（思灵卫生所）。
其中吃肉后（遭）砍头的1人，（遭）挖心肝的56人，（遭）割生殖器的13人，（遭）全部吃光的18人，（遭）活割生剖的7人。
（据《红色纪念碑》第96页）
武宣县因吃人肉受党纪、政纪处分者130人名单。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9、30页记：
中共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开除或清除出党者27人：韦善端、韦习梅、覃明贵、覃大浪、覃志田、黄启焕、覃天英、覃扬美、韦仁生、韦保胜、韦忠局、方健、韦荣昆、黄忠宽、
黄春联、黄恩范、黄有福、傅屏坤、谭绍雅、罗茂熙、苏宏强、何振传、廖国荣、廖荣保、翁梅桂、何超、覃荣光。
非中共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开除留用者18人：甘兰光、甘绍典、李汉南、何德恳、韦世锐、何开美、梁干仁、覃克开、苏启明、潘业球、余悦荣、潘业仁、华灿勋、覃廉风、黄德才、黄祖流、韦德浩、雷迅培。
中共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者5人：龙集、陈德星、梁家力、韦祖美、郭运虎。
非中共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者21人：谭振芳、
林广发、锺桂华、覃素文、苏炳芳、廖志明、雷桂源、陈振夫、赖锦池、黄元好、莫修理、万宝先、曾发扬、黄忠基、梁任兴、黄合意、原廉超、莫永兴、覃许穆、甘灵生、黄海初。
中共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者59人：何少海、苏炳定、覃允雅、苏大促、潘宏珠、陆祖瑞、吴顺纯、黄有成、黄瑞友、黄善格、黄恒荣、黄炳 甫、韦昌体、韦福固、韦可能、韦伦想、张大禄、覃定民、覃玉禄、覃纪更、覃善奎、李灿生、廖太成、梁瑞堂、廖家道、廖朝仁、臧文杯、张振荡、陆瑞明、陆瑞 硬、陆瑞轩、陆瑞宁、陆世调、赖永福、黎保清、罗文秀、罗先全、何开少、何德南、何德英、樊明光、方宽堂、甘贤眉、甘树程、蓝太兴、莫桂、黄世福、韦炳 亮、韦昌喜、覃汉强、覃寿棉、李明、张超旋、陆运初、
陆瑞路、陆瑞说、樊汉安、甘家党、卢志远。
（据《红色纪念碑》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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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邪恶懦弱奴性无耻支那猪民族罕有的真正英雄铁汉
| 高智晟—邪恶支那猪民族罕有的真正英雄铁汉 | |
| 三妹：人权斗士高智晟的勇气和胸怀 文章摘要: 高智晟数次拼死抗争表明，生命只要一夕不止，高智晟为人权而战的行动就一刻不停，这种勇气和胸怀昭示着“人权高于一切”的深刻意义。 作者 : 三妹, 發表時間：1/21/2011 二0一一年一月十日，美联社终于把他们采访高智晟的主要内容披露出来，造成海外读者的巨大震动。令我们震动不已的是，高智晟两度遭受长期非人酷刑后，在生 命受到严重威胁、肉体受到严重摧残的状态下，在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仍在中共警方首肯和安排的美联社采访时，坚持为人权呐喊和抗争，仍勇敢地揭露中共残 酷无耻地践踏人权的恶行。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高智晟律师为人权殊死搏斗的经历。 二00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点，为法轮功群体的人权大声疾呼的高智晟律师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姐姐高艳芳家，被来自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十余名 秘密警察暴力绑架，其间没有任何人出示证件、法律文书或者口头说明身份。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共司法当局非法拘捕高智晟四个多月后，他们又非法 秘密地审判了高智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决高智晟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服刑期间，在二00七年四月二十日，高智晟发出郑重声明，揭露中共对他的非法迫害和判刑，并严正做出五点声明，他写道：“我特别对此予以严正声 明：一、我完全不承认当局以反人性的暴虐行径强加给我的耻辱—— 罪名。二、我不承认‘悔罪书’中的所有文字及文字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尽管当事双方在它形成之初即完全清楚它的虚假，但我仍以此形式予以公开否认。三、 2005年12月13日，我退出中共的书面声明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再次予以肯定及坚持。四、在此再次对包括三封公开信在内的，2006 年8月15日前的所有文字及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事实、价值及思想予以肯定及坚持。五、我将坚持永远与压制人们思想的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为敌，与反人性的专制 暴政誓不两立。”（全文见附） 二00七年九月十二日高智晟发出致美国国会议员公开信，呼吁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十天以后，二00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晚高智晟再度失蹤，被警察帶 到了一個秘密地方，在那里中共警察对他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的肉体和精神的酷刑摧残。这些酷刑包括：轮番暴打，四支电警棍电击全身和生殖器达数小时，牙签扎生 殖器，香烟熏眼睛，強灯照射数天不让睡觉。 这些酷刑都被高智晟写进文章《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完稿于2007年11月28日），此文由耿和于二00九年一月九日逃出中国时带到海外。从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中共警方对高智晟实行酷刑的残酷和邪恶，也看到高智晟反抗邪恶极权的巨大勇气和顽强意志。 人权斗士高智晟所承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骇人听闻，高智晟对第一次失踪后的酷刑写道：“我在这五十多天里遭遇到的肉体及精神折磨可谓骇人听闻。 期间有过许多奇异的感觉，诸如：有时候能真真切切地听到死，有时又能真真切切地听到生。到第十二、三天后我完全睁开眼时，我发现全身的外表变得很可怕，周 身没有一点正常的皮肤。皮肤完全呈重度乌黑色。” 高智晟受到中共警方的生命威胁也骇人听闻，他写道：“在每次折磨我的过程中，他们都会反复威胁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把这次的经历说出去，下次就会 在我的妻子，孩子面前折磨我。大个子每一次都抓住我的头发告诉我：‘把这次的事说出去了，你丫的死期就到了，几位大爷随时找你败火。’这样的警告不知被重 复了多少次。” 高智晟并没有被他们的酷刑折磨倒，也没有被他们的威胁吓唬住。他把酷刑全部记录下来，由妻子耿和带出海外发表。在耿和带出文章《黑夜、黑头套、黑 帮绑架》的同时，她还带出高智晟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心声》（完稿于2009年1月1日耿和出逃前），《我的心声》是对《黑夜》篇的补充。《黑夜》篇专谈他 所遭到的酷刑迫害，《我的心声》专谈人权。高智晟给第二篇文章定的原题目是《补充一点心声》，我考虑到，一是《黑夜》篇发表已经两年了，二是原题目显得不 太正规，所以建议耿和把题目改为《我的心声》。 《我的心声》使我们看到，遭受了惨烈的酷刑折磨的高智晟并没有陷于受害人的悲愤和酷刑的恐惧中不能释怀，而是在《心声》中大声为狱中的其他维权人 士、政治犯疾呼；仍坚持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他在《心声》中对民运和维权人士躲避这个当前中国最严重的人权问题感到痛心，他说：“现在相当多的民运 及维权人士变得不再是行动者，而是沽名钓誉的民运投机者。他们对我们民族灾难史上最惊天駭地的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睁眼不见，充耳不闻。”高智晟还在 《心声》中抨击中共毁坏社会道德和中国的环境；批评西方世界把利益置于人权之上的投机态度；他还谈及未来民主中国要实行福利制度，要赔偿受专制迫害的受害 人，要追究共产党首恶的刑事责任；他还督促海外民主人士要把中国现在多如牛毛的践踏人权的案例尽量送递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等等等，他在《心声》中说了许 多他关心的人权话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智晟律师要具备怎样的勇气和胸怀才能这样不惧酷刑为中国人的人权拼死呐喊和抗争？ 二00九年二月四日凌晨，高智晟再次被警方从陕北老家亲人面前绑架，随之而来的又是长时间的更凶残的酷刑和更难以启齿的非人折磨。二0一一年一月 十日美联社披露：二0一0年四月，高智晟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再一次揭露中共当局对他的骇人听闻的酷刑，他说出了从二00九年二月四日到二0一0年四月美 联社采访他的大约十四个月里，他怎样一直被中国警方秘密关押和酷刑折磨的惨烈状况。 高智晟一而再再而三地拼死抗争，难道是为了他自己？当然不是，如果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不必要遭受这么大的磨难，不必要遭受如此非人的酷刑。高智晟 律师拼死抗争是为了法轮功百姓的人权和尊严，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尊严，是为了全人类的人权和尊严。人权没有国界，人权高于一切，人权是高智晟律师巨 大的毅力、勇气和胸怀的源泉所在。高智晟是名符其实的人权斗士，是维护世界人权的标志性人物。他遭受的非人酷刑和难以启齿的折磨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中共迫 害高智晟一人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侮辱和迫害。 高智晟数次拼死抗争表明，生命只要一夕不止，高智晟为人权而战的行动就一刻不停，这种勇气和胸怀昭示着“人权高于一切”的深刻意义。 人权和自由是人类的根本追求，是中共的死穴，中共的一切罪恶都是践踏人权的罪恶。我们反共就是反它践踏人权的恶行，我们向西方世界暴露的也是中共 践踏人权的恶行。那些美化中共人权纪录的人，尤其是在国际讲台上为中共人权说话的人，无论他戴上怎样的“具上帝般神圣的桂冠”，也是中共的吹鼓手和帮凶。 认清这些吹鼓手和帮凶，我们才不会偏离人类的根本追求和基本理念——为人权和人类的尊严而战的神圣理念。这就是人权斗士高智晟的勇气和胸怀。 三妹写于中共党魁胡锦涛访问美国之际 二0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凌晨 附： 高智晟郑重声明不承认当局所强加罪名 发布时间：2007-09-07 2006 年8月15日中午12点左右，我在山东大姐的家，30名中共暴徒砸开门暴力绑架了我。同一时间，在北京，四十多名不明身份者暴力入侵到我在北京的私宅，在 我的家里翻箱倒柜数小时后，将家中所有合法财产洗劫一空，仅留下三百元钱。暴徒们在整个过程中不出具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人表明自己的身份，所有人从头至尾 一言不发。他们强制搜查了我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孩子的身体后，开始了对他们无限期的非法拘禁。 为了达到他们的非法目地，11名暴徒竟连续11天24 小时侵占在我的家里。他们不但24小时开着电视机，使用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他们轮流替换，始终保持7～11人守在客厅里，打牌、看电视、吃瓜子、大声喧 哗，他们弃绝了起码的人伦底线，连不到三岁的高天宇睡觉的卧室门口都守着两人，妻子、孩子睡觉也不允许关灯，更不允许关门，连上洗手间的门都不许关。妻 子、孩子包括睡觉、上洗手间等在房间的一切举动，都被他们看着。 11天后，暴徒们撤到了楼道里和楼下继续包围她们娘仨。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妻子外出必有不低于四名彪形大汉如影相随，两个孩子上学、上幼儿园，也各有4～6名不明身份人员贴身跟踪，暴徒们就全天 守在姐弟俩的各自的教室门口。期间，妻子被在公共场所暴力殴打一次，推搡及言语侮辱不计其数。女儿也多次被殴打及野蛮侮辱。连三个在北京打工的侄子也被非 法关押21 天。 也是在同一天，在陕西老家，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陕西省公安厅率40余当地雇佣来的流氓地痞侵入到我在陕西老家村庄，将我在那里的亲人包围，野 蛮欺辱达四个月余。同是这一天，在新疆乌鲁木齐，我的岳父、岳母及妻姐家，几十名不明身份人员开始了对他们的围堵、跟踪。当地公安人员警告岳父、岳母全家 不得外出，强行拿走了他们的身份证。岳母六十多岁的老人，冒着危险在黑夜里逃出赶至北京，我家门口的冷血围堵者竟未让在路途上劳顿了两天两夜的老人進门， 老人被逼在外坐了一夜。第二天，老人守在妻子买菜必经的路上才得以见到自己的孩子，母女抱头大哭，但暴徒们还是追至家里反复 “审查”了老人的身份。老人在北京期间，所到之处，必有4～6人步步紧跟。 在山东，大姐的孩子提前24小时即被非法拘禁，及至姐夫去世。山东警察干出了阻挠孩子们为父亲送葬的丧德之举，并说这是执行公安部的命令。 我被绑架后开始了无限期绝食抗议，但在我绝食36小时得知妻子、孩子因我的绝食被强制断炊断水后放弃。在我们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在对我施以野蛮 的酷刑及精神折磨未达到目地后，开始了赤裸裸的以全部剥夺我妻子，孩子及两个大家庭全部亲人生存条件的恶劣行径逼我就范； “我们要价不高，一、形式上认个罪；二、不再参与维权。”“815，你太特殊了，对付你就得突破任何常规和惯例。任何手段，只要它有效，我们就不会犹豫不 决”。“815，我们设计的对付你的手段多着呢，包括把你的大哥押来，让他跪在你面前陪你，什么时候你低头（指认罪），什么时候再让他回陕北，需要什么手 段我们就用什么手段，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用多长时间”。这种完全丧失人性的，对我至亲持续的多头逼迫和折磨面前，我被逼作“同意”认罪，及“同意”不再 参与维权的书面声明，但多经往来后，最后干脆由警察写，由我抄一遍形成了后来人们看到那份所谓“悔罪书”。 在此，我特别对此予以严正声明：一、我完全不承认当局以反人性的暴虐行径强加给我的耻辱——罪名。二、我不承认“悔罪书”中的所有文字及文字所能 够表达的意思，尽管当事双方在它形成之初即完全清楚它的虚假，但我仍以此形式予以公开否认。三、2005年12月13日，我退出中共的书面声明是我的真实 意思表示，在此再次予以肯定及坚持。四、在此再次对包括三封公开信在内的，2006 年8月15日前的所有文字及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事实、价值及思想予以肯定及坚持。五、我将坚持永远与压制人们思想的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为敌，与反人性的专制 暴政誓不两立。 高智晟 2007年4月20日 高智晟：我的心声 作者﹕高智晟 【大纪元2011年01月13日讯】 朗朗乾坤下，诺大的自由文明世界，中国共产党仍无恶不敢为且无恶不能为，令人惊叹！ 在十三亿同胞中，我们一家人竟是如此的无助。 2007 年9月份前，在中国大地上只有四个人不愿听共产党的话仍坚持公开与我往来。结果，这四个人中，一人长期被警察围困，三人在（2007年）9月份被绑架遭到 野蛮欧打和精神折磨。至2008年，仍不愿听话放弃的胡佳遭到非法关押，黄燕被绑架后与“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遭到残酷折磨。而黄燕此后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的“法轮功”同胞所遭受的酷刑更加骇人听闻。在酷刑威慑下的今天，中国已无一人再敢公开与我往来。 现在，我要发出点声音不仅是异常困难，而且十分危险。当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残酷的手段，来达到阻止我发出声音 的目的。以致于我去年（2008年）11月份出来后到外地，连住宾馆都有警察在同一个房间贴身监视。他们实际上成功地达到了此目的，把我变成了一个仅能行 走的废物。我常与妻子戏称：“世界上六十亿同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我们家却与世隔绝。”外界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一家苦不堪言，其实最苦的是我妻子 耿和。我生性乐观，又是信主的人，即便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时，痛苦亦仅止于皮肉。装着神的心里确实满满实实地没有接纳痛苦的心理空间。我和两个孩子经常 大声歌唱，耿和却从不参加，我的各种努力都不能使妻子摆脱苦楚。 耿和的苦楚源于女儿格格的不能去上学。自从孩子不能上学后，我也绝望过一阵子，感到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之更加令我痛心，我在震惊和愤怒中不断地对当局抗议。耿和为此精神几近崩溃。 藉此，我亦特别呼吁恳请，那些在大陆尚有点自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郭飞雄，并帮助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今天中共鹰犬遍地之时，民族精神陷入罕见的停 滞状态之地，我们需要郭飞雄这样为民抗争的勇士。郭飞雄、胡佳、杨天水、陈光诚、许万平、王炳章、郭泉们这些以生命捍卫自由信仰的勇士才是中国的希望。今 天帮助他们及他们的亲人可以使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将来回顾这段历史时，给我们的子孙少留下一点耻笑。 在现今的中国，人们普遍心知肚明的是，生活在善意和道德中已经十分困难。胡佳的命运进一步揭示了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但困难 而且危险。善恶有报这个人类古老的传统观念在今天中共党文化充斥的现实生活中遭到致命毁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对道德和善良的维护随处可见，而今日中国， 对道德和善良的维护早被一扫而空、连根拔除，中共国家政权成为不道德和恶的典型象征和代表。 今天中国所有所谓的经济奇迹，无不以“致命毁坏”为代价。人们为之雀跃的只是表面繁荣的畸形经济发展，而对环境遭如此恶劣的破坏却视而不见，对迄 今近70%的中国人长期被置于任何社会保障之外的非人道现实也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传统的水乡没水喝，传统的奶乡无奶喝，农民不吃自己产的粮，食品制造 者不吃自己制造的食品，这些早已是普遍现象。掩耳盗铃，指鹿为马，丑化美，美化丑成了社会风靡的时尚，而在这一切当中，中共政权这个不诚实、不道德的坏榜 样的身影无所不在。 这个无良政府利用它制定的恶法扬恶抑善，致使恶人当道。在竞争中，谁有权力谁就能胜出，谁不讲道德谁也能胜出，强大的权贵集团则这样形成。司法不 公，恶警当道更使人们对在不公正改革中形成的权力集团充满了仇恨和鄙视。各地迭连发生的暴力抗争事件，敲响了这个民族再一次被迫进入暴力循环的不祥的钟 声。 今天的中国社会，民情颓靡，整个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些人的严重腐化，而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堕落。一场让当政者沾沾自喜的奥运会，把极权政治和文化强加 之在“体育盛会之中”，用专制精神置换奥运精神。奥运会千人一面的专制文化恰到好处地大肆渲染了所谓的和平崛起形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强权摆弄下的歌舞狂 欢掩盖了底层民众的悲惨呼号，掩盖了中共践踏人权的恶行。我在新疆方得知：今年奥运火炬在大陆的传递所到之处，路边欢乐的人群都是当局组织的。还由机关单 位把警告口头传达至火炬沿途的每个家庭、每个人，即：“任何人不得打开窗户、不得举标语喊口号，否则，满街的阻击手将果断处置，一切后果自负”。轰轰烈烈 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虚假安排，表面欢呼及和谐的背后是赤裸裸武力恫吓。中共就是这样操纵本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排斥一切不同的声音，把中共的虚假景观拓展至 全世界面前。 权力集团中的大部份人也都清楚地看到，中共制造的这些虚假景观都无法挽救专制必亡的颓势。轰轰烈烈的宣传一过，贪官、恶警们的恶行依旧，中国各地的抗争依然峰起。 藉此，我谨向海外真诚关心中国命运的华人朋友们致谢。呼吁更多的海外华人关心并致力于和平推进民主宪政；呼吁海外民运、信仰团体及其争取权益的团 体团结起来，坚定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和平转型；呼吁设立人权工作委员会，为每一位人权受害者去控诉。中国的人权受害者多如牛毛，尽量把能搜集到的每一个人权 迫害案件呈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它国家的人权部门，并定期公告。建议创办“人权报”，每日披露人权侵害案例及施害者的姓名及名称，把堆积如山的中国的人 权灾难真实展现在全世界眼前。委员会应下设各省及城市工作组，以搜集及声援人权案件为主。另可设立若干专门工作组，诸如：宗教信仰工作组、上访问题工作 组、失地农民工作组，六四问题工作组等。将国内人权具体受害者的问题纳入具体行动中才是真正民主宪政的价值之源。 在此亦建议人们在行动上，联合所有华人反专制力量，包括联合一切致力于寻求民族自治的团体。并通过广播网等形式将未来中国联省（邦）自治对国家和 人民的益处广而告之，诸如联省自治使少数民族自治自然水到渠成地实现。也要实现未来中国之对所有公民的包括医疗、养老等方面具体的普遍的福利制度；实现独 立的司法；实现未来政府对所有受专制迫害的具体受害人每年以一定的财政比例予国家赔偿的承诺；追究共产党首恶的刑事责任等，要效《九评》传播之法，传播我 们的这些理念，促使国人的觉醒。 在此，我亦特别呼吁，海内外所有力量团结起来，尽一切力量营救郭泉和刘晓波先生。刘晓波的被捕暴露了当局的无耻嘴脸。 在此，我还要忍不住给中国的民运维权领域喊喊话，现在相当多的民运及维权人士已变得不再是行动者，而是沽名钓誉的民运投机者。他们对我们民族灾难 史上最惊天骇地的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睁眼不见，充耳不闻。我公开为法轮功信仰群体呼吁后，私下接触者皆说我激进。这种“共识”惯坏了当下中国的最恶的 恶种，给被迫害的同胞雪上加霜。我发起的绝食抗暴行动和平且合法，这些沽名钓誉的民运投机者不但不支持，还几乎在同时四面扑来软硬兼施的指责。他们中的一 些写手文人们，更是打着“义旗”从背后杀将过来，在我身陷囹圄时还不停止，让人扼腕叹息。为什么要这样？！我说话的机会不多，今天必须点明这点——这是阴 暗人性使然，是自私人性使然！停下来吧！无论你捏拿得多么炉火纯青，也是枉然。在酷刑后我说出这苦楚的真实心声，虽很逆耳，但绝非激愤之言。 今天，中共在全世界的“好朋友”、“好伙伴”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当代人类最黑暗政权维护者的反文明现实大都心知肚明。但是这些中共的“好朋 友”、“好伙伴”们却因为利益而成为泛黑暗政治的一部份。还有一些中共的“好朋友”、“好伙伴”们则是被共产党精致的欺骗所迷惑，他们完全不了解共产极权 的邪恶本质，他们甚至为他们所看到的虚假东西唱赞歌。 最后感谢那些真正关心中国人权事业的外国朋友们，感谢斯考特先生、诺瓦克先生、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先生及欧洲议会的先生和女士们，你们给以我们无私的道义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们为自由民主而抗争的希望所在。 这篇文字将使我再次遭绑架，遭绑架已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如果它要再一次来临，就让它来吧！ 高智晟2009年1月1日完稿 文章来源：新世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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